本文内容整理自英伟达（NVIDIA） 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在剑桥联合会（Cambridge Union）频道的专访，公开发表于2025年11月13日。

在访谈中黄仁勋谈到，母亲的教诲和早年经历对其成长至关重要。母亲通过教授英语展现了强大的意志和对孩子潜力的信念，这培养了他“这能有多难？”的积极心态和直面挑战的适应力。他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不懈，永不厌倦，并且不被解雇。

黄仁勋说，担任 CEO 并非为了领导或发号施令，而是为公司和他人服务，为他们创造施展才华的条件。这主要意味着牺牲、制定战略（包括决定不做什么）、克服万难的决心、坚定的信念，以及承受痛苦和煎熬。他认为，CEO 的职责是激励他人，并在危难时刻做出艰难的抉择。

黄仁勋认为，伟大的成就源于品格，而品格的塑造离不开苦难的磨砺。伟大的想法需要信念驱动，并需要将信念的力量化为现实。领导者需要不断自我审视和评估假设，在必要时迅速调整方向，而非固执己见，这正是品格的体现。

黄仁勋认为，英伟达的成功在于不断地自我重塑，成功跨越了多个计算时代的变革。这种跨越技术鸿沟的创新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尤其是在新产品技术成本高昂而价值尚未显现的初期阶段。

以下为访谈全文：

主持人： 各位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到来，这注定是一场精彩的盛会。

斯蒂芬·霍金教授纪念奖设立于2017年，旨在表彰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该奖项由霍金纪念奖委员会每年评审颁发，以纪念霍金教授的宝贵遗产，并颂扬该领域的创新精神。

历届获奖者包括2019年的比尔·盖茨、2020年的珍·古道尔，以及2023年的OpenAI团队。今晚的获奖者为这份荣誉名单再添璀璨一笔。黄仁勋先生是英伟达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英伟达成立于1993年，一直是加速计算领域的先驱。从1999年发明GPU，到Grace Hopper超级芯片等重大突破，这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自始至终都是创新和科技探索的开拓者。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2025年斯蒂芬·霍金教授纪念奖获得者——黄仁勋先生。

黄仁勋：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各位。

主持人： 现在，我想借此机会邀请霍金教授的女儿露西·霍金女士，为我们颁发今年的纪念奖。

黄仁勋： 让我太太帮忙拿一下吧。太好了，谢谢。由她保管我更放心。哇，这真是个特别的时刻。我今天刚到剑桥，内心非常激动，于是我决定沉浸在这种氛围中，写一篇正式的演讲稿。

我当时在……是圣詹姆斯酒店吗？对，就是那里。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壁炉燃着熊熊炉火，我坐在一张我猜大概有三百年历史的椅子上。感觉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我写下的文字。所以，露西、罗伯特、霍金家族的各位成员，以及在座的每一位杰出人士，我非常荣幸能获得斯蒂芬·霍金纪念奖。

在剑桥领奖，让我深感谦卑。剑桥是一座思想的圣殿，一座改变了世界的圣殿。牛顿重新定义了运动和万有引力，达尔文质疑了神创论。我最欣赏的学者之一麦克斯韦，则统一了电、磁与光。我同样欣赏的图灵，则构想了一台会思考的机器。还有斯蒂芬·霍金，他拓展了我们对时间和宇宙的理解。

霍金教授的一生证明了，好奇心永无止境。这恰好也是他的一项理论——宇宙没有边界。即使他的身体被禁锢，他的思想却翱翔于星辰之外。

他提醒我们，伟大的发现不仅源于智慧，更源于信念和乐观。他用毕生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激励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

并以好奇心和幽默感迎接挑战。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能与这种精神产生共鸣更值得赞扬的了。英伟达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几近不可能的旅程。1993年，我们三位朋友，在一栋联排别墅里，带着一个想法出发：我们要发明一种新的计算方式，来解决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路走来，我们发明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GPU。事实上，我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计算形式，称之为CUDA加速计算。我们制定了新的战略，将这项技术和架构推广到世界各地。

在此过程中，我们为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和梦想家们创造了工具，最重要的是，我们点燃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革命。

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们的探索，催生了我们这个时代、乃至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造智能的能力。在过去十年里，我们见证了这项技术的飞速发展。

它正在改变每一个应用、每一个科学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个人都将受到影响，每家公司都将使用它，每个国家都将构建它。

它将成为一种全新的基础设施——智能基础设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就像能源和互联网一样，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才造就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正在帮助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国家构建自己的人工智能，并将其融入社会肌理之中。就这样，33年过去了。我是全球任期最长的科技公司CEO。

秘诀很简单：永不厌倦，也别被解雇。在许多方面，我感觉英伟达和我一样，都获得了重生。公司重获新生，整个科技行业正在被彻底重塑。人类最重要的工具——计算机——的每一个层面，都在被重新发明。

从芯片到系统，从软件、算法、应用，再到其潜在影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尤其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整个技术栈正在被重新发明，整个科技行业也正在被重新发明。事实上，我们感觉自己焕然一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又回到了和你们一样的起点。我们现在都是新手了。

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充满机遇但也同样令人忧虑的未来。任何一项如此强大的技术，都必须在深思熟虑、

小心谨慎和严格审查下发展。然而，未来的机遇不可估量。所以，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创业初期。三十三年后，英伟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公司。

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这是一项巨大的荣誉，期待接下来与各位的交流。谢谢。

主持人：好的，太棒了。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来到这里。首先，请允许我再次祝贺您荣获2025年斯蒂芬·霍金教授纪念奖。

黄仁勋： 谢谢。

主持人： 您的职业生涯如此辉煌，成就斐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黄仁勋： 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紧张了。

主持人： 我向您保证，今天我的问题会很温和。

黄仁勋： 这个铺垫太隆重了。

主持人： 考虑到这一切，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但引用《音乐之声》里的话，“让我们从头开始，那是个绝佳的起点。”您出生在台北，九岁时移居美国。在您的早年生活中，一种强烈的决心、动力和自律精神就已显现。从俄勒冈州立大学到斯坦福，您是如何在求学过程中，乃至更早的教育阶段，培养并保持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的呢？

黄仁勋： 我的母亲教我英语，但她自己并不会说。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也让你能体会到父母给孩子留下的烙印有多深。她从小就告诉我，我与众不同，考试成绩优异。

她不断地鼓励我。当有人持续告诉你，你比别人更优秀、更出色、更有能力时，你往往会不自觉地努力去达到那种期望。这也提醒我，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公司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让我深信，世上无难事。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能看到我很强的适应能力。我想是霍金教授说过，智力就是适应变化的能力。他确实说过，对吧？真正的智力就是适应能力。在很多方面，这既定义了英伟达，也定义了我自己。我处理几乎所有事情的出发点都是：“这能有多难？”

很多时候，事情确实非常难。但你总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这能有多难呢？”如果你看看我们公司和我所做的一切，就会发现，我以前从未担任过CEO，这是我的第一份CEO工作。

好吧，我想，总有一天我能做好的。但是，当我们刚开始创业时，我从没融过资，从没写过商业计划书——至今也没写过，也从没当过CEO，甚至连经理都没做过。在所有这些“第一次”面前，我总会想，她自己不会读、不会说英语，却能教会我，这有多么不可思议。所以你得问问自己，她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一张纸和一本字典。

我处理任何事都采取这种方式。我常想：“这能有多难？”然后将问题分解为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学习。我以前说过，只要你能坚持得足够久，就能学会这项“运动”。而“坚持”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原因很简单：我既没有感到厌烦，也没有被炒鱿鱼。我想这就是秘诀所在。

主持人： 这个话题接得太自然了，我们简直是心有灵犀。英伟达对您来说是许多“第一次”的起点。让我们来谈谈您成为公司CEO的那个决定。英伟达的梦想和蓝图，是在 Denny's 连锁餐厅无数次的咖啡会议中逐渐成型的。在那些会议上，您的合伙人柯蒂斯·普里姆（Curtis Priem）和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Chris Malachowsky）认定，您就是领导英伟达的CEO人选。您认为是什么让他们一致决定，您是团队中最适合担任CEO的那个人呢？

黄仁勋： 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想干这份活，而且他们是对的。他们确实不想干。我们三个人都是工程师。我想这就是答案：他们不想干。

现在回想起来，我本可以更聪明一点。成为CEO，意味着一生的奉献与牺牲。大多数人认为CEO就是领导、发号施令、身居高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的职责是服务于公司，是为他人创造条件，让他们能成就毕生之作。你通过以身作则来激励他人，而树立榜样，大多意味着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做出艰难的抉择。这主要关乎牺牲。

这也关乎战略。而战略，不仅是选择做什么，更是选择不做什么，而“不做什么”本身就是一种牺牲。随之而来的，是克服障碍的决心、坚定的信念，以及必须承受的痛苦和煎熬。这一切都是牺牲。

我并非想劝退任何人当CEO。如果你要走这条路，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但你必须认识到，这个角色无关乎名誉和荣耀，而更多的是痛苦与煎熬，而且是大量的痛苦与煎熬。

我将这一切归功于我的成长经历，那并非一段轻松的旅程。我们来到美国，追求美国梦。我的父母积蓄不多，生活非常朴素。

1973年，移居美国对我们来说异常艰难，但我们还是设法闯出了一条路。

我认为，正是这种在挣扎与奋斗中成长，凡事不视作理所当然，一切都需靠努力去争取的经历，才是我成为CEO最好的训练。所以，我想这就是答案。

他们很聪明，他们不想做这份工。他们现在的生活非常惬意。

主持人： 接着您刚才谈到的挣扎、战略和个人成长，在最近一次访问斯坦福时，您对一群学生说：“伟大，源于品格；而品格，是在苦难中铸就的。” 在英伟达初创的那些年里，尽管困难重重，您是如何坚持下去的？您曾说，您从未进行过如此高水平的融资，从未推销过如此宏大的想法，甚至没有商业计划书，但您始终坚守着战略、责任和个人牺牲的理念。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异常艰难。在那些最初的艰难岁月里，您是如何保持信念的？

黄仁勋： 直到今天，我依然坚信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基于基本原理进行推理，推导出对未来的看法。你必须追溯到事物的本源，无论是计算机科学、物理学还是任何你能掌握的基本原理，尽可能地深入挖掘。一旦你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所有的环境条件和信息都让你坚信自己的判断，那一刻，你的信念就无比坚定。你必须做出决定：是成为一个付诸行动的人，还是仅仅成为那些事后说“哦，我早就知道了”或“我也这么想过”却无所作为的人之一？我倾向于成为前者——一个深入思考并笃信不疑的人，以至于我能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未来。一旦我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对我而言，它就几近真实，剩下的只是执行细节。 所以，你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你的信念。

在那之后，你就很难被动摇了。当然，我每天都会审视自己做出的所有假设，所有我用来推导战略的假设，我都在不断地重新评估。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依赖的任何假设或原理是错误的，我都会迅速调整。

我总是在失败中学习，并迅速做出调整。正是这种适应能力，让你能一直在牌桌上玩下去。所以我认为这并非一个复杂的公式。

我发现，人们之所以难以转身，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已经和某个决定或说过的话绑定在了一起。这对CEO来说真的很困难。

作为CEO，我站出来，面对英伟达今天的五万名员工，宣布对未来的某个设想，或者阐述我认为公司应该前进的方向，并解释背后的逻辑。我当着五万人的面这样做，而且不断重复。因为你不能只说一次，你得说上千次。

而在你说了上千遍之后，当你发现自己实际上错了的时候，要改变立场，非常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赢得了改变主意的权利。一旦我感觉到某件事是错的，我们公司内部有个说法，我经常提醒大家：我们必须诚实。

如果我知道我们应该改变方向，而我却不去做，那就是品格问题，是自尊心在作祟。那样的话，我就是在阻碍自己，也阻碍了其他人去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很快就会走出这种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领导者的工作不是要永远正确，而是要帮助他人成功。这两者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只要员工们始终相信我想帮助他们成功，他们就会反过来想帮助我成功。当我改变主意时，没有人会犹豫。他们几乎忘了我之前说过什么。我说出一个新方向，他们会说：“是的，他说得对。”然后我再稍微调整一下，他们又会说：“是的，他仍然是对的。”所以，人们是真心希望你成功的。你需要创造一个环境，允许自己展现脆弱，允许自己改变主意，也允许自己犯错。

因为人们知道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我希望公司成功，希望我们能共同实现未来，所以他们会支持我。

主持人： 精彩。我们来谈谈GPU。1999年，NVIDIA创造了科技行业的“灵光一现”时刻，成功地将图形渲染任务从CPU转移到了GPU。2006年，您又推出了CUDA，它拥有超过400个库。在NVIDIA进行创新和发展时，您是如何在巩固现有技术与开拓新领域之间取得平衡的？您是如何把握这个度的？

黄仁勋： 这确实非常难，原因如下。当你重新发明某个东西时，比如我们以手机为例。iPhone问世时，它仍然是一款手机，最初的功能并没有比普通手机多多少。它有一个浏览器，但大多数人并非时时刻刻都需要浏览器；它有一个地图，这很好；它还能播放音乐，也很不错。但它的价格是当时手机的五倍。

所以，挑战在于，当一个新品类出现时，其技术成本远高于它所能提供的即时价值。

GPU也是如此。我们发明GPU，是因为我们希望计算机图形学能成为一种可以通过软件来表达的艺术媒介。在我们发明GPU之前，图形加速器是固定功能的。高光着色就是高光着色，Phong着色就是Phong着色。无论你预设了什么样的镜面高光算法，它就只能以那种方式渲染出来。

而我们认为，计算机图形学应该成为一种艺术化的叙事媒介，软件应当能通过所谓的“可编程着色器”来控制渲染过程。因此，我们发明了“实时可编程着色”这一概念。这带来了无限的未来机遇，但在我们发布它的那天，市面上没有任何应用程序支持它，而它的成本却是旧技术的两倍。所以，你现在拥有一个你暂时用不上的东西，而作为现有客户，你宁愿选择价格便宜一半的旧产品，也不愿为一个充满未来承诺的新产品买单。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除了你必须坚信自己的判断。当你创造出这个东西后，剩下的就是生态系统的建设：激励开发者去创造能发挥其潜力的应用程序，编写大量的软件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笃信未来。跨越这道鸿沟的过程极其痛苦，甚至关乎生死，大多数公司都无法做到。大多数公司都未能从功能手机转型为智能手机。请注意，没有一家成功。

过去我们称手机为功能手机，或者就叫手机。现在它们被称为智能手机。但没有一家传统手机公司，成功转型为智能手机公司。

NVIDIA 是唯一一家成功地从一个时代迈向又一个时代的公司。我们不断重塑自我，已经成功穿越了六个计算时代。

这背后的机制其实相当简单，也容易解释。改天我可以在这里专门开一门课来分享。整个过程分为五步，本身并不复杂。真正的难点，在于你是否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因为当你纵身跃向未来时，在身处鸿沟中央的那一刻，你的成本高到离谱，而创造的价值却趋近于零。很少有人能成功抵达对岸。

这全然关乎勇气，关乎忍受痛苦与磨难的毅力。至于其他，都只是技能而已。

主持人： NVIDIA 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技术发现影响深远，推动了全球众多不同技术的发展。今年，布里斯托大学推出了 Isambard-AI，这是全球第 11 快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由 5,448 个 GH200 Grace Hopper 超级芯片驱动。Isambard-AI 因其支持尖端医疗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能力而备受赞誉。当您看到 Grace Hopper 超级芯片的应用被进一步拓展，构建出足以改变顶尖医学研究的、至关重要的技术时，您有何感想？

黄仁勋： 在 Isambard 之前，澄清一下事实，英国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我建造的，名叫 Cambridge-1。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当时以为 NVIDIA 将在英国设立总部。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我差一点就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但被英国政府阻止了，这件事至今仍让我心碎。

总之，我们当时差一点就买下了 ARM。我为此努力了很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那是个绝佳的主意。（开个玩笑）不过我觉得现在也不晚。

总之，ARM 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们构建的是发现知识最关键的工具。并且，我们首次创造出了一种能理解自身所处理信息“含义”的计算机。

它不再仅仅是处理数据，而是能理解数据背后的含义。例如，它处理的不再是字母，而是单词，并且理解这些词语的意义。它处理的也不再是一堆数字，而是能理解这串数字代表着流体动力学，或者代表一个蛋白质、一个小分子化合物。它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它能理解其功能、语义以及所处的上下文，从而预判我们在特定情境下会如何反应。我刚才用了许多术语，但只要想想 ChatGPT，这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

请记住，对计算机而言，蛋白质和英文单词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我们能帮助计算机理解蛋白质的性质、含义、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它就应该能理解蛋白质在不同环境下，如何与其他化学物质及蛋白质相互作用。在未来，我们将可以和蛋白质对话。

你是谁？你会如何表现？你是否可溶？你在高温下表现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液体中、在不同情境下你又会如何表现？你对这种特定的化学物质会有何反应？你会如何与之结合？未来，你真的可以与蛋白质对话。

我刚才的描述听起来或许有些荒谬，但实际上，今天你已经可以和图像对话了。你只要指着一张图片问它，你是谁？“我是一张猫的图片。” 你是哪种猫？你能动吗？然后，这张图片就会变成一段视频。看，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仅在处理数据，更在理解我们所处理的数据。

当然，这对于药物发现、材料科学等任何科学领域的意义都极其深远。我们由此创造的，正是图灵当年所设想的人工智能。

主持人： NVIDIA 的一个核心愿景是能够将生物学工程化。NVIDIA 与其他人工智能公司一起，正在——

黄仁勋： （笑）这能有多难？结果发现，难于登天。我们已经为此投入了十年，而且还在继续。

主持人： NVIDIA 与其他人工智能公司一道，在分子生物学，特别是氨基酸等领域，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并努力将研究从计算机延伸到前沿医学。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 NVIDIA 具备了赋能医疗行业的能力？您对利用人工智能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取得的进展有何看法？

黄仁勋： 40 年前，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准确说是 43 年前。我是第一代在计算机中设计计算机的工程师。在我之前，所有工程师都是亲自动手，手工制作系统原型。我这一代人，开启了所谓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时代。40 年后的今天，我们所构建的一切，在被制造出来之前，百分之百都以数字孪生的形式存在于计算机中。

过去，我们会进行芯片的“流片”（tape-out），然后制造芯片，并祈祷它能正常工作。今天，这些芯片的复杂程度是过去的十亿倍，由数万名工程师同时开发。我们把它送到晶圆厂，当芯片返回时，我知道它一定能用。因为，它早已在另一台计算机（即它的数字孪生）中稳定运行了很长时间。

好了，这是 40 年后的成果。我相信，现在正是我们实现“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绝佳时机，我们已经能够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表达生物学的各个层级。

“药物发现”（Drug Discovery），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亲爱的，我出门采蘑菇去了。”有时你会空手而归，大多数时候如此；偶尔，你会带回一些顶级的松露，然后炫耀说：“看我今天发现了什么！”

当然，药物发现确实有点像这样。它更偏向于科学，而非工程。反观我们今天设计计算机的方式，那百分之百是工程学。因此我们每年都能做得更好。

药物发现却异常艰难。对于几乎每一种疾病，每一种药物的开发都像是一次全新的发现之旅。

我们需要创建计算机工具和信息表示法，就像我们有晶体管、逻辑门、大型函数和大型芯片一样。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和工具来表示电子设计中的不同层级。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分层表示生物学的设计信息。这样说能理解吗？

一旦我们拥有了这些，一旦我们拥有了能够理解并操作这种表示法的工具，那么这个领域将从“药物发现”变为“药物设计”。每年，我们都会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有一天，谁知道呢？

所以，我刚才所做的，也正是我 10 年前在 NVIDIA 所做的。

我向一群计算机科学家解释了这一点，然后每个人都说：“好吧，那我们就试试。能有多难？”所以，十年过去了，我必须告诉你，这非常非常难。但没关系，我仍然坚信。我百分之百确信，我们终将找到表示生物学的方法，并创造出设计它所需要的工具。原因很简单：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略有不同，但我们绝大部分是相同的。这说明生物学背后显然有其内在结构，并且这种结构是可重复的。

主持人： NVIDIA 不仅在跨越其传统领域进入不同学科，它还在——

黄仁勋： 顺便说一句，我刚才等于为 NVIDIA 进军药物发现领域，规划了整个商业计划。这个业务如今对我们而言价值数十亿美元。我刚刚就是这么完成的。没有电子表格，没有进行任何计算。

不需要微积分，就像这样，一切都基于简单的逻辑推理。我对自动驾驶汽车是这样做的，对机器人技术是这样做的，对人工智能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坐下来，一步步地推理。通常我们会借助白板，这样更容易沟通。之后，会有人把白板拍下来。一个新的业务部门就这么诞生了。十年后，就人工智能而言，是十五年后，我们走到了今天。

主持人： 好的，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NVIDIA 的工作不仅跨越了不同的科学领域，还跨越了国界。2021 年 9 月，NVIDIA 宣布向英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投资 20 亿英镑，与 Balderton、Phoenix、Ford、Accel 等公司一起。

黄仁勋： 没错，当着首相的面。我对这个说“我会投你”，又对那个说“我也会投你”。那 20 亿英镑很快就一扫而空了。

主持人： 不仅是首相为此倡导，许多其他商业领袖也对此表示认可，他们感谢 NVIDIA 的大胆引领。在支持英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创意和创新的蓬勃发展方面，您感觉如何？

黄仁勋： NVIDIA 的成功取决于其他公司的成功。请记住，我们是一家平台公司，一家工具公司，一家计算平台公司。没有人早上醒来会说：“我们今天需要买个什么呢？哦，买一个计算平台吧！”

没有人会这么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使用我们平台的公司和开发者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成功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我拥有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因为我所在公司的使命，就是成就他人的成功。

这句话一直在公司内部流传。我总是提醒公司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需要、并且渴望他人成功。只有通过他们的成功，我们才能乘势而上。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看到英国确实迎来了一个“金发姑娘时刻”（Goldilocks moment），你们这里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人员。这里是计算机科学的摇篮。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可以代表计算机科学，那必然是英国。你们拥有丰富的企业家生态系统。

事实证明，你们唯一欠缺的，是实现这一切所必需的科学工具和知识探索的工具。我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参与，我们或许能够点燃那星星之火。到那时，英国或许真的会成为 NVIDIA 的总部之一。

但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不知为何，我确实觉得英国的文化有些太谦虚了。在硅谷，我们哪怕只有一分好，也要吹成百分。而在英国，你们就算有十分好，也只肯说出一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真的非常了不起。那些在我们之前的发明家、科学家和发现者，是他们点燃了我们的灵感，让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请记住：工业革命曾在这里诞生，而今，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到来。你们要善用它，因为它与你们的才华息息相关，为你们量身打造。这是属于你们的时代，务必牢牢把握。

主持人： 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谈到，英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沃土。现在我们来聊聊韩国。英伟达刚刚宣布了一项对韩投资的重磅消息，承诺提供超过260枚最先进的芯片，这笔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交易价值高达100亿美元。您认为，是什么让韩国成为如此大规模投资的理想伙伴？您希望英伟达在该地区实现哪些有前景的项目？

黄仁勋： 韩国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制造芯片、舰船、汽车和电子产品，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短短几十年间，他们就重塑了整个国家，成为全球工业巨头。同时，韩国在软件开发方面也拥有独特的能力。

因此，韩国的技术生态系统兼具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的艺术性。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利用人工智能重塑整个工业的运作模式。

这正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时代。目前，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理解语言、数字、图像和视频，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去理解物理定律，洞悉因果关系，并认识到物体的客观存续性。

比如惯性、重力、摩擦力等等。所以，当我们创造出能够理解、操控并与物理世界互动的具身智能（Embodied AI）时，我们将彻底重塑工业的运作方式。全球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今天的世界GDP本可以高得多。几乎所有公司、所有行业都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此，尽管我们时常讨论失业，但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所有工作都将被转型。人工智能将可能引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革命，极大地推动全球GDP的增长。这无疑是我们的期望，我对此深信不疑。

主持人： 在进入现场提问环节之前，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今天在场的许多年轻人和您一样，对科学充满热情。剑桥大学和您的母校斯坦福大学一样，培养了126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且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着激动人心的发展蓝图。这座城市孕育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鼓励人们将想法转化为企业，并像您一样成功地将其发展为顶尖公司。对于那些心中有蓝图、手中有代码、对未来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您今天想如何鼓励他们？

黄仁勋： 的确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判断一个想法的好坏，或者让你知道，如果想做某件事，就该放手去做。只要你保持诚实，对周遭环境保持敏锐，了解世界和行业正在发生什么，并且愿意随时调整方向，就没问题。当然，也有些方法能帮助你在起步时就判断一个想法是否值得追求。但我想说，给创业者最重要的一条建议，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条，

就是以孩童般的视角展望未来——满怀乐观与好奇，然后大胆地问一句：“这能有多难？”别让任何人告诉你“这太难了”。

因为你终将亲身体会到，它到底有多难。但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这一点，有大把的时间。所以，当有人问我：如果带着今天的认知重来一次，我还会创业吗？答案是：当然不会。那太可怕了，太痛苦了，牺牲太大了。你不可能把今天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感悟，塞回29岁的自己身体里，然后对他说：“来，带着这些智慧重新开始吧。”这绝无可能。

所以，无知和天真并不可怕。你会在一路前行中，学到所有需要掌握的东西。如果你对一件事真的充满热情，就放手去做吧。告诉自己：它究竟能有多难？

主持人： 非常感谢，Jensen。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如果您有问题，请高高举起您的手。我们会派人把麦克风递给您。我们先从前排这位先生开始，然后是楼上那位穿深蓝色毛衣的先生。

现场提问者： Jensen，您关于合作而非竞争的观点让我深有同感。但在我们大学，学生们花了大量时间备考、评分、排名。您对剑桥大学有什么建议？这个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学府，是否应该废除考试，转而采用一种更具协作性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以迎接即将到来的AI时代？

黄仁勋： 我想，如果没有排名和评级，学校可能很难判断课程和教学内容是否足够有挑战性，以激励学生进步。这一点我能理解。

很久以前，我刚开始创业时，硅谷的另一家公司提出了一种名为“排名与评级”的管理理念。因为那家公司以其卓越的管理能力而闻名，我当时也借鉴了很多并应用在英伟达。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如今我已经完全摒弃了这些做法。

排名带不来任何好处。当时流行的“360度同行评审”之类的概念，也同样毫无益处。让人们互相评价、打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发现，这些技巧大多是无效的。而在学术界，

坦白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变得无处不在，那种为了寻求唯一正确答案而展开的竞争，其价值正迅速消退。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确实在思考，未来的教学方式是否会更像我们在公司内部自我革新的方式——持续学习，不断迭代。我以从不解雇任何人而闻名。

原因很简单，这背后是一种智慧。我们希望鼓励员工创新，而创新需要他们承担风险，需要他们展露脆弱。他们会尝试一些可能让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下的事情，并且很可能会失败。如果他们承担的风险，与我们立志成为的那种公司相匹配，那么他们就应该经常失败。

但如果我们解雇那些排名垫底5%的员工——你可能听说过这种淘汰末位5%的管理技巧，认为这样剩下的就是精英。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想要的是一锅丰富多元的“炖菜”，而不是一碗清澈见底的“清汤”。我们不想失去那5%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正是那些敢于冒险、经历失败的人。

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或许明天，他们就会成为拯救公司的创新者。所以，我认为那些旧有的文化和系统都值得重新审视。

当然，我们必须大声说出来：智能正变得像商品一样普及。当智能本身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商品时，我们还剩下什么？

剩下的，正是我们刚才谈论的许多东西。是勇气、是诚信、是谦逊，是那种敢于在众人面前展露脆弱，从而进行真正创造的能力。

艺术家、发明家和创造者，常常会感到羞辱，被人嘲笑，因为他们的作品并非总是完美。所以你需要这种谦逊和脆弱，同时又要有勇气将自己置于公众面前，接受评判。

因此，我认为这些品质将变得愈发重要。

主持人： 我们可以请右边那位穿绿色套头衫的提问吗？是的，请讲。

现场提问者： 你好，Jensen。感谢您来到剑桥，也再次祝贺您获得荣誉院士。我叫Josh，来自三一学院。您刚才提到，您认为人工智能将改变未来的就业格局。但许多立志从事律师、会计、咨询、银行等职业的年轻人，并不像您这么乐观，他们对此感到相当悲观。所以，我希望您能更具体地描绘一下，您所预见的就业转型会是什么样子？它又将带来哪些机遇？

黄仁勋：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回答：一是人类的乐观主义，二是务实主义，三是现实证据。我先从证据说起。

放射学曾被认为是第一个将被人工智能彻底颠覆的行业。但事实是，如今几乎所有放射科医生都在使用人工智能，而放射科医生的雇佣数量不降反升。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现在能做更多的事情了。过去，有许多病例因诊断能力不足而未能确诊，也有许多病例因放射科医生解读海量图像的瓶颈而未能得到深入分析。

现在，基础性工作可以完成得非常快，他们得以处理更多、更深入、更有趣的病例。

因此，雇佣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再来谈谈务实的部分。假设你有一份工作，

其中一部分任务，无论你怎么描述它，现在都变得无限快了。一项过去需要一周完成的任务，现在一秒钟就能搞定。那么我的问题是：接下来更有可能发生什么？是你因此有了更多喝咖啡的闲暇，还是变得更加忙碌？答案很可能是后者。这和放射学的例子如出一辙。原因在于，你过去所做的那件事，曾是后续流程或整个工作流的瓶颈。现在这个瓶颈被以无限快的速度突破，答案瞬间呈现，你又回到了决策的关键位置上。

这和我指示团队成员去做研究、分析或模拟，然后把结果带给我以便做出下一步决定，是同一个道理。过去，他们完成任务可能需要一天或一周，在此期间我去做别的事。但如果他们一秒钟就完成了，我又立刻回到了决策环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这是因为我们有太多想法要去追求，当任务执行速度变得超级快时，我们就能做更多的事，也就会变得更忙。有证据表明，智能手机让我们变得更忙，而不是更闲。

也有证据表明，电脑让我们变得更忙，而不是更闲。这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处于决策的关键环节，而且因为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想法，可以追求更多的事情。最后，谈谈人类的希望。我们总能找到新的事情去做，新的事业去奋斗。我希望最终的结果是，

我们能从那些定义明确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且价值最高的工作——那些定义模糊、边界不清的工作。比如探索性的、开创性的、真正原创的工作。我指的不是那种让AI把一只猫画成毛绒绒的样子的所谓“创造”。

我指的是真正的、跳出框架的原创。我们得以利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那些能够被清晰定义的问题，从而解放我们自己，去攻克那些真正难以言喻的、更宏大的挑战。我认为，这其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主持人： 谢谢。我们是否可以请楼上画廊区的这位听众提问？

现场提问者： Jensen你好，我叫Lily，是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的EMBA学生，同时也在经营我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Fundorex。您刚才提到英国正处在一个“黄金机遇点”，这个观点非常有趣。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人工智能的竞赛主要是在中美之间展开。那么，您认为英国的创业生态应该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在这场AI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大的收益呢？

黄仁勋： 答案很简单：减少监管。

你不会被AI淘汰，但你会被会用AI的人淘汰。每个行业都将被重塑。

我是发自内心地这么说，这最符合英国的利益。我理解监管者——他们中许多是律师，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他们的初衷是保护社会。

但问题在于，他们可能会过早地进行监管，尤其是对于像AI这样未来难以预测的技术。科幻电影终究是科幻电影，不是未来预言。如果把科幻电影里的情节投射到现实中，再经由某些言论放大，就容易引发社会恐慌，从而导致过度监管，而这恰恰会扼杀英国的创新能力。

事实是，中国在技术监管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这背后的原因很有趣：中国的领导层大多是工程师，而美国的领导层大多是律师。这其中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

中国的技术和产业之所以能快速迭代，正是因为他们采取“滞后监管”的模式。他们会等问题真正出现后，再去研究并解决它。他们制定法规的方式，更像工程师解决问题：“我们不凭空想象，而是先观察问题，理解问题的根源，然后再着手解决。”

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减少监管。

主持人： Jensen，非常感谢您今晚的分享。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问题，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此结束。我谨代表在场的各位成员与遴选委员会，再次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贺您当选！

黄仁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