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刚过去三个星期,
第一个主角是刘胜与。他是北大图灵班2021级,本科刚毕业一年,9月14日,他发表《我不得不把才华埋葬在昨天》,引发国内外技术社区的热烈讨论。他在文中介绍,
第二个主角是严文韬。他1991年出生,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毕业,这位前高瓴创投合伙人已于9月21日到公司报到,出任
一家估值五千亿元、正在筹备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把主力模型最底层的一块代码交给了一个本科刚毕业一年的年轻人,把上市前最要紧的岗位交给了一个学环境出身、从没做过财务的投资人。
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为我们观察
01 DeepSeek“没有什么奇才”
2024年7月,36氪旗下《暗涌》第二次采访梁文锋。
采访者搬出了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 Jack Clark 的评价:
那一年,用《暗涌》记者的话说,很多大模型公司执着于去海外挖人。
梁文锋在采访里讲了 MLA 是怎么来的:一个年轻研究员出于个人兴趣,提出了一套替代方案;公司看到了苗头,组了个队,花几个月把它跑通。这项架构创新,后来成了 V2 以低价震动整个行业的技术底座之一。
同一次采访里,他虽没直接提管理方法论,却处处在讲
刘胜与是这套打法的一个样本。本科阶段当过北大超算队队长,是 OSDI 2024 论文 DistServe 的作者之一,还开源过自己写的轻量级推理引擎。按传统招聘逻辑,这是一份漂亮的实习生简历;在
这是
现在,这一条用在了招募CFO上。
02 DeepSeek找 CFO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按上市公司找 CFO 的常规标准,严文韬几乎每一条都对不上。
IPO 前请 CFO,最安全的选项通常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身,或者在另一家上市公司当过财务负责人,至少有一段完整的审计、内控或信息披露经历。这种人选,保荐机构和律师都会点头。
严文韬的履历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他本科读的是环境科学与工程;大学期间做过校园折扣卡生意,据他2013年接受《新民晚报》采访时的说法,最好的时候签了一百多家商户,上海有14所大学用他们的服务;在波士顿咨询、罗兰贝格实习过,在《21世纪经济报道》科技版当过实习记者;毕业后在腾讯投资、H Capital、高瓴创投前后做了十三年投资,参与过
他做过采访、写稿、创业、咨询、投资,唯独没有做过账。
这份履历放进
更值得看的是这次选人的过程。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
到了最后阶段,据多家媒体报道,近两个月里有多位头部 VC 的年轻合伙人参与了竞聘;接近
注意这份候选名单的共同点:清一色是投资人。没有四大出身的老财务,也没有在上市公司干了十年的财务总监。
这说明
03 DeepSeek“唯一的核心利益”
今年7月,一份42页的 PDF 在网上流传,标题是《梁文锋投资者交流会·录音文字稿》,录音时间标注为5月20日。据盒饭财经梳理,《每日经济新闻》获取了这份实录,并经参与投资
这份转写稿里,说话人谈到公司的核心利益,给出的答案不是技术,不是份额,而是团队稳定,甚至称之为“唯一的核心利益”。他还提到,最近这轮融资降低了人员流失的风险,因为员工拿到了较多期权。
把这句话和
梁文锋最在意的是留住人。在今天的 AI 行业,留人靠的不只是薪水,还有期权。期权要有吸引力,得有一个可信的价格。价格从哪里来?从外部融资的估值来,最终从二级市场来。
所以曾经公开表示“短期内没有融资计划”的梁文锋,在2026年走出了一套节奏很紧的动作:4月通过增资,把个人持股从1%提到34%,先把控制权钉牢;6月开门做首轮外部融资,规模五百多亿元,他本人出资约两百亿元;7月启动第二轮,投前估值约五千亿元;9月,中信证券进场,科创板上市筹备启动。
这样再看 CFO 这个岗位,逻辑就清楚了。在
04 谁来为偶然买单
在《暗涌》的那次采访中,记者注意到
团队只有一百多人的时候,是否为偶然买单可以靠梁文锋在讨论里拍板。现在不行了。今年6月,刚完成首轮融资的
“不看经验”的
这是规模的代价。扁平化从来没有消除资源配置的责任,它只是把问题逼得更尖锐:谁可以启动一个小实验?谁判断它值得放大?谁有权调动最稀缺的算力?两个团队抢同一批卡,谁说了算?层级少,不等于决策快。真正决定速度的,是判断权有没有被清清楚楚地交出去。
而 CFO 要回答的是:一项暂时看不到收入的研究,公司能支持它多久?
这道题靠收入增长回答不了。严文韬自己投过的
这组数字不能拿来直接推算
如果财务只按当期收入切预算,基础研究一定吃亏,因为它还没对应任何一个客户。如果每个项目都拿“长期价值”当理由要钱,公司又分不清哪些探索该坚持、哪些该收手。
打个比方。两个团队同时申请追加算力。一个已经用小规模实验排除了关键障碍,下一步要验证能不能放大;另一个连续几轮实验都没支持最初的判断。两边都可以说自己在“探索”,但继续给钱的理由完全不同。CFO 得和技术负责人一起看懂这种差别。研究负责人讲清进展和不确定性,财务负责人讲清资金约束和风险底线,重大取舍要有一个明确的决策机制。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授权。
引进一位高管,如果只把活交出去、把决定留在自己手里,结果只会是多了一层汇报。严文韬到岗后具体握有哪些权限,目前没有任何公开信息。但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这条线都该画清楚:在批准的资金安排内,日常现金管理可以充分授权;涉及长期资本承诺、关键融资条款、可能改变研发方向的事项,则需要更高层面的共同决策。界限清楚,专业负责人才担得起责任,研究团队也才知道每一笔承诺从哪里来。外界接下来可以观察的一个信号,是
第三个问题更隐蔽:创新文化能不能经得起公司长大。
公司小的时候,创始人的态度就是制度。他愿意为一个方向兜底、容忍一次失败,全公司都感受得到。公司大了,研究要时间,客户要交付,投资人要进展,监管要解释,这些要求各有道理,却不在同一个节拍上。光靠一句“鼓励创新”,协调不了这么多人的预期。
从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走向投资,再进入大模型公司担任CFO,严文韬面临的是一次新的角色转换。过去,他参与判断哪些公司值得投入;现在,他需要在一家公司的日常经营中,为资源分配、资金安排和相关管理决策承担责任。
这次任命的效果,需要交给后续实践检验。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