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提到，中国开放权重模型（Qwen、DeepSeek、Kimi）以低成本、高性能击穿了美国闭源API的高溢价商业模式。围绕是否应该“限制中国开放权重模型”这个问题，整个美国AI产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伟达、微软、Meta 等巨头以及数百个初创科技公司联名反对禁止中国模型。当黄仁勋用联名信把133 家公司的名字拉成一长串时，他试图制造一种"产业一致同意"的表象。

但实际上，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所谓的“存亡时刻”中的“生死”含义完全不同。最初联名信的25家签署方中，没有一家出售闭源前沿模型的访问权限。芯片厂商、服务器厂商、云运营商、企业软件公司、安全公司、风投基金——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型都建立在“开放权重生态繁荣”之上。

OpenAI加入了声援行列之后，Anthropic成为美国硕果仅存的尚未签署这封信的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在沉默三天后，Anthropic的CEO Dario Amodei于7月27日以个人名义发布长文表达其对AI权重模型的观点。他没有加入黄仁勋的联名信，而是选择单独陈述立场。Meta CEO 扎克伯格则在7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亲笔署名文章《人工智能的未来属于每个人》（The AI Future Is for Everyone），为Meta一贯的开源路线给出完整的哲学辩护。

理解这两种立场的差异，也是理解BIS后续监管规则走向的关键注脚。因此，在分析“即将到来”的美国对人工智能监管行动之前，有必要插入这一篇对美国AI行业的补充内容。

一、尽管同意其中部分内容，Anthropic为何仍然拒绝签署公开信？

Amodei在7月27日的文章开宗明义：“Anthropic 从未主张禁止开放权重模型。”

对于一家刚刚被公开指责做了相反事情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份意义重大的声明。这一表态直接回应了业界对其"想借监管封杀开源、保护闭源商业利益"的指控。但Amodei随即划出了Anthropic的真实立场——不是反对开放，而是反对“无差别开放”。

Anthropic不是从“开放权重”后退，而是建议将监管焦点从“开放还是闭源”移到了模型能力和生产流程上。他在文章中明确不同意黄仁勋联名信中的某些主张——特别是“开放权重模型必然有助于更容易地开发安全防护”，以及“广泛的技术获取必然对防御方比对攻击方更有利”，他认为“事实极有可能恰恰相反”。

Amodei用生物风险作为反例：足够强大的AI模型可能帮助不法分子利用广泛可得的材料制造出足以引发全球大流行的病毒，而防御这些病毒“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数年时间”——正如新冠疫情期间“曲速行动”所显示的那样。他认为，这种攻防不对称性，开放权重释放机制只会加剧而非改善，而“这是否属实应该通过测试来确定，而不是事先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Amodei在文章中专门讨论了中国的前沿模型，并将其与西方开源模型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体现了他的核心判断：公开信对所有开放权重模型一视同仁，而Amodei则将中国的模型是“具有危险能力的前沿模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Amodei将辩论的焦点从禁止中国模型和允许一切模型之间的二元选择，转移到基于模型实际功能构建的监管体系。如果这种框架在美国政府获得认可，将会改变人工智能监管的发展方向。

二、Meta"双轨发声"：个人赋权、权力制衡

Meta是黄仁勋联名信的首批签署方之一。但其商业立场与英伟达和Anthropic的又有所不同。

目前，Meta在多个前沿模型类别中落后于OpenAI和Anthropic。如果按照目前的能力水平引入冗长的审批流程，可能会使Meta更难缩小这一差距。Meta 希望通过消费产品和设备，加快开发速度，扩大分发范围，并减少集中审批机制。

于是扎克伯格通过7月28日《华尔街日报》的署名文章，以及7月29日接受《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采访时进一步明确：美国封禁中国AI模型“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从更宏大的哲学层面为Meta持续与DeepSeek、Qwen等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形成“全球开源阵营”提供道德合法性。

文章的核心命题是：

“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超级智能是否存在，而在于谁将拥有使用它的权利。它会被集中化并限制在少数机构手中，还是会成为赋能于所有人的工具？”

文章最具思想深度的部分是：集中控制AI比AI失控本身更危险。把超级智能交给少数机构，它们将不可避免地主导经济、科学和政治——即使初衷是善意的。真正的AI安全不来自集中，而来自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Meta是唯一一家未参与华盛顿自愿模型审查流程的美国大型人工智能开发商。扎克伯格的最新言论表明，Meta的缺席与Meta的整体政策立场越来越吻合。

三、规则之战的本质

把Amodei的文章与扎克伯格的文章对照，可以看到美国AI产业在开放权重问题上的真实光谱：

这两种立场的关键交集在于，都不同意“按来源国全面封禁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但关键分歧在于监管工具的偏好：Amodei主张使用能力门槛来限制“中国来源的强模型”，但要用“强制安全测试”这种技术性工具，而非“来源国禁令”这种政治性工具；扎克伯格则主张生态扩散+权力制衡，通过让美国开放权重模型在全球扩散（包括与中国模型竞争），用“市场化优势”而非“行政禁令”来赢得AI领导力。

总体来说，美国产业界对“来源国禁令”的强烈反感，为中国开放权重模型（Qwen、DeepSeek、Kimi、GLM）继续通过Hugging Face等平台全球分发提供了产业层面的“保护伞”。只要BIS的替代规则不走“来源国禁令”路线，中国模型的全球可及性就能维持。

然而，Amodei推动的“能力门槛+强制安全测试”路线如果被写入美国BIS规则，即便中国模型因发布豁免跳出 ECCN 4E091 管制，前沿中国模型在发布前仍可能面临“跨境安全测试”要求。这是中国AI企业需要警惕的“精准脱钩”路径——一种更精细、更难规避的管制工具。

中国AI企业有必要需要在这个窗口期内，重新评估“开放权重”战略的长期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