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我这样的 CEO 了。”近日，英伟达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在一场私人访谈中这样说道。

据称，这场深度对话已经酝酿了三十年，将黄仁勋鲜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在大众眼前。主持人 Jodi Shelton 与黄仁勋的职业交集始于三十余年前，彼时，图形处理器（GPU）尚未掀起席卷全球的 AI 革命。从加速计算的源头到生成式 AI 的前景，这场对话堪比一堂远见大师课。

在访谈中，黄仁勋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英伟达其实有 61 位 “CEO”。过去这些年，包括他在内，很多人都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在英伟达，从来没有人因为犯错而被解雇。“我们打造了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他还透露，CEO 这个职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公司里最脆弱的一群人。不过对我来说，承认这种脆弱，并不是什么难事。”

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在很多方面，自己都算是一个 “不情愿的 CEO”。“公开演讲简直让我怕得要死。比起待在公司外面抛头露面，我更喜欢扎根在公司内部；比起发表演讲，我更喜欢安静做事；我甚至一点都不喜欢做主题演讲，但为了公司，我必须去做这些事。”

此外，黄仁勋称，英伟达的成功，绝不是靠产量取胜。“虽然是英伟达发明了 GPU，但从产量来看，我们其实是全球最小的 GPU 制造商。很多不知名的厂商，GPU 产量都比我们高。”而“没有终极目标” 这一点，对英伟达的发展真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五年后的世界，黄仁勋断言，英伟达和整个行业在 AI 领域的投入，必将彻底改变计算机的运作模式，未来的计算机，将从 “由人类编程” 进化为 “在人类引导下自主学习编程”。并且，100% 的工作岗位都会发生变化，但不会有 50% 的岗位消失。未来的趋势不会是就业岗位减少，反而是大家会变得比现在更忙碌。并且，那些现在没有工作的人，很可能会因为 AI 获得谋生的手段。

网友们纷纷就此次访谈对黄仁勋评价道，“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坦诚直率，真是不可思议。”

以下是详细对话内容，我们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翻译和删减，以飨读者。

“走了整整 33 年才看到成果”

Jodi Shelton：大众其实特别好奇像你这样的人，毕竟你们正在定义科技的未来，而科技的未来就是整个世界的未来。所以我们想做的，是挖掘你成功光环背后的个人经历以及支撑你走到今天的价值观。你对这个定位怎么看？

黄仁勋：说实话，不太喜欢。

Jodi Shelton：真的不喜欢吗？可你现在是名人啊，大家都想了解名人的故事。

黄仁勋：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名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名人。我只是恰好执掌着一家举足轻重的企业，是这家堪称史上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的 CEO。很早以前，我们就做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回溯到 1993 年，我们就立志要重塑计算行业，而且对于计算机的架构，我们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观点都不被看好，甚至颇具争议。要知道，当时整个行业的焦点都在微处理器和 CPU 上。说起来，我和你就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我们早在 1993 年底或者 1994 年就相识了，对吧？从那时起，英伟达就在做我们现在依然在做的事：重塑计算。

Jodi Shelton：没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的硅谷，正处在 CPU 为王、摩尔定律大行其道、个人电脑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

黄仁勋：是啊。而且我们早期的客户，全都是 PC 芯片组领域的初创公司。这些企业可以说是半导体行业辉煌版图的奠基者，像 Cirrus Logic、S3 Graphics、Western Digital、Trident Microsystems，你还记得这些名字吗？

Jodi Shelton：当然记得。

黄仁勋：这些公司，称得上是英伟达的 “前辈”。而现在，我们依然在这条路上前行，致力于打造一种全新的计算模式。这条路，我们走了整整 33 年才看到成果。我只是恰好成为了这家公司的 CEO，仅此而已。

Jodi Shelton：可能对你来说，这一切是水到渠成，但对整个世界而言，英伟达的崛起堪称横空出世。大概从 2023 年 11 月起，整个世界的科技格局都因你们而改变。你是怎么看待这次转型的？

黄仁勋：要知道，想要创造未来，就必须在未来到来之前，先置身于未来之中。坦诚地说，从我们发明 CUDA 技术、推出相关产品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未来的道路。英伟达最让我骄傲的一点是：我们不仅擅长技术发明，更擅长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世界上有太多的公司、科研人员和发明家，他们确实创造出了先进的技术，但最后往往只能感慨 “这个技术我早就做出来了”、“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很惋惜。这些优秀的发明家，遗憾的是没能遇上同样优秀的产品创新者。

所谓产品创新者，就是能把一项技术发明转化为一款能推向市场的成熟产品的人。而这还不够，你还得为产品制定精准的市场策略，甚至需要亲手培育出一个全新的市场，让市场能够接纳你研发的产品和制定的策略。英伟达就是这样一家公司，我们具备技术发明、产品创新、策略制定、生态构建乃至市场培育的全链条能力，而且我们已经多次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我来说，这种 “身处未来” 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Jodi Shelton：确实如此。

黄仁勋：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战略，现在已经不怎么提了，叫 “CUDA 无处不在”。很多人都听过我当年四处推广 CUDA 的故事，跑遍各大高校、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有时候，台下听众加起来也就三个人，但我还是会掏出笔记本电脑，为他们演示 CUDA，告诉他们这项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我走访了无数科研机构和实验室，参加了数不清的行业会议，推广 CUDA 的次数，估计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长久以来，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 “未来图景” 里，讲的故事多了，甚至会产生一种 “未来已经到来” 的错觉。

Jodi Shelton：确实有这种感觉。

黄仁勋：所以现在看到这一切成为现实，我依然满心欢喜。而且在我看来，这一切其实并不意外，因为支撑英伟达发展的是计算机科学领域最根本的底层逻辑，不是靠一时的直觉，也不是凭主观的喜好。从很多方面来说，如今的成果是一种必然。但我想说的是，当你把一件事物的速度提升一千倍，或者规模扩大一千倍、体积缩小一千倍时，无论这件事物原本是什么，都会发生质的飞跃。而这种质变最终带来的结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我们早就预见到深度学习技术有着巨大的扩展潜力，这也是我们举全公司之力押注这一领域的原因。我们知道，AlexNet（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绝不会是深度学习的终点，这种技术架构天生具备极强的可扩展性，再加上全球海量的数据资源，深度学习的爆发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过我当时也清楚，有一项技术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那就是无监督学习，或者说自监督学习，也就是让计算机摆脱人工标注数据的束缚，实现自主学习。因为人工标注数据的效率，迟早会成为技术发展的瓶颈。而当无监督学习技术取得突破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的时代来了。

就在不久前的投资者路演上，还有人跟我说，我当时就明确跟他们提过这场 “质变”。如果你去回看当时的财报电话会议，就会发现每当谈到对世界至关重要的技术话题时，我都会把这一点讲得非常透彻。在每一场投资者路演，在每一个我演讲的场合，我都会强调这个观点。如今，无监督学习技术确实取得了重大突破，深度学习的规模效应也彻底释放出来，我们才算真正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即便如此，这项技术如今能解决的问题，依然让我感到惊喜。我们早就预料到技术会发生质变、计算平台会迎来变革，但我们没想到，变革的成果如此丰硕。

我们现在能够解读蛋白质的 “语言”、细胞的 “语言”、量子的 “语言”，能够读懂世间万物的各种表征形式。过去我们用来描述信息的方式，如今正在被彻底重塑。从几何图形、纹理材质到如今的 3D 高斯和 3D 点云，信息的呈现形式日新月异。这种感觉就好像人类突然变得无比聪慧，连英语这种语言体系都随之改变了。我们不再沿用过去的词汇、语法和句式，因为我们的智慧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全新维度，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交流。或许未来人类的交流方式会变成简单的 “嘀嘀嗒嗒” 的信号声。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降临》里的场景，人类突然开始用抽象的图形进行沟通，仅仅通过图形就能传递海量的信息，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效率的交流。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现在解决的很多问题在过去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而且解决问题的速度也远超以往。过去我们常说摩尔定律，而现在英伟达的发展速度完全可以用 “英伟达定律” 来形容，比过去快了整整一千倍。未来十年必将是波澜壮阔的十年，光是想想就让人无比兴奋。

Jodi Shelton：要做到你所做的这些事，要能够预见未来，并且坚信未来一定会到来，需要何等强大的自信啊。就像你之前说的，我们 1994 年就认识了，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黄仁勋：是啊，我记得很清楚。

Jodi Shelton：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你应该比我大一点吧？

黄仁勋：当时我差不多 29 岁，快 30 岁了。

英伟达有61位“CEO”，从没有人因犯错而被解雇

Jodi Shelton：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当时我是为了给杂志写稿采访你。我问你：“黄仁勋，硅谷人才流动频繁，很多人来了又走，你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毕竟当时很多 CEO 都在抱怨这件事。而那时你才 29 岁或 30 岁，你是这么回答我的：“英伟达既不是教堂，也不是监狱。想来的人可以来，想走的人也可以走。” 我当时听完特别震撼，心里想着：“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年纪轻轻，却有着如此的自信和智慧。我还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张忠谋（ Morris Chang）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当场就说：“我会成为你最大的客户，至少也是最大的客户之一。” 他当时的反应是：“哇，这小伙子可真有魄力。” 所以我很好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这份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黄仁勋：哈哈，你要知道，什么都懂其实也挺痛苦的，我开玩笑的。对了，张忠谋要是知道英伟达现在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一定会很开心的。

Jodi Shelton：那是肯定的，他肯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黄仁勋：我也为他感到骄傲。要知道，在个人电脑革命时期，英伟达就曾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如今，我们再次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客户，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言归正传，我觉得一个人必须坚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而且这份信念，不能建立在道听途说之上，不能因为别人说了什么，你就去相信什么。你必须认真思考，梳理出自己相信这件事的逻辑，并且把这些逻辑拆解成可靠的底层原则。之后，你还需要定期检验这些原则，确保你所秉持的信念、所付诸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这个基础不够稳固，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发生了变化，那就说明它可能并非真正的底层原则 ，也许它并没有锚定在物理规律或客观事实之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要重新评估，然后及时调整方向。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如果你真心相信一件事，就应该付诸行动去实现它。我从 1993 年起就坚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份信念依然没有改变。正因为坚信不疑，所以我才会不断地推演，不断地在脑海里进行逻辑梳理。我会持续复盘过去的决策，也会不断预判未来的趋势。

就像昨天我们开了那么多场会议，每场会议上，我都会重新梳理我们一路走来的逻辑。你会发现，过去的那些假设，有些是正确的，但也有些是错误的。正是因为我们足够灵活，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向，才最终走到了今天。所以，时常回头复盘、重新推演过往的决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能帮你更好地锻炼向前推演的能力。正因为我一直坚持这样做，所以我始终活在自己认定的真相里。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只是英伟达的一名员工。我非常在乎这家公司，但公司里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对这家公司倾注了深厚的感情。

在一家治理完善的公司里，CEO 的角色定位是很明确的。CEO 需要向董事会汇报工作，而董事会则要对股东负责。如果 CEO 的工作表现没有达到董事会的预期，不管董事会有 12 位、13 位还是 15 位成员，他就会被解雇。所以说，CEO 其实也是公司这个组织里的一名员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英伟达既不是教堂，不是想来就能来；也不是监狱，不是想走都走不了。这种心态能让你始终保持脚踏实地，保持谦逊，保持锐意进取的状态，因为你必须每天都努力，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工作。

有时候会有人问我：“黄仁勋，你热爱自己的工作吗？” 我会告诉他们，我并非每天都热爱这份工作，但我每天都会全力以赴去做好它。我觉得，这种态度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我坚信自己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第二，我必须每天都努力，才能配得上 “最佳人选” 这个身份。

Jodi Shelton：在大家眼里，你就是英伟达的代名词，英伟达就是你。这么多年下来，你已经和这家公司深度绑定了。

黄仁勋：我应该是英伟达内部被拍照最多的人吧。

Jodi Shelton：没错。不过，要是将来换了新的 CEO，这个人真的能接好你的班吗？

黄仁勋：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我这样的 CEO 了。原因很简单，我是被这家公司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刚创立英伟达的时候，我对怎么当 CEO、怎么做战略规划、怎么打造产品、怎么开创一个全新的行业，一窍不通。我只知道怎么融资，却不懂怎么和股东沟通，不了解股东、政策制定者、各国领导人以及企业管理者的想法，也不知道该如何把握员工的心态、如何打造企业文化，甚至连 “企业文化” 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都无法准确界定，让我制定公司战略那更是天方夜谭。这就是我第一天接手工作时的真实状态。而在过去的 33 年里，我在这些领域都一步步做到了得心应手。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称得上是 “企业战略宗师” 或者 “行业开创者”，那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这样一个小个子。我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到学习这些能力上，而且我本身就是个好学生。除此之外，我对这份工作的投入程度和深厚感情，是很难通过招聘来复制的。在我心里，英伟达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对它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我的家人也陪着我一起，为这家公司的成长付出努力。这种对公司的特殊情感，是很难被替代的。毕竟 33 年来，我见证了英伟达的每一次成功、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挫折，亲历了它做过的所有明智决策，也目睹了它犯下的各种错误。这种对公司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联结，不是随便招一个能力出众的人就能替代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英伟达的管理团队架构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我现在有将近 60 位直接下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放到其他公司都能胜任世界级 CEO 的职位。我总是当着他们的面推演各种决策逻辑，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他们的注视下做出的，我会把背后的思考过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公司的每一次成功、每一次挫折、每一个挑战、每一场困境，我都会和他们一起复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英伟达其实有 61 位 “CEO”。他们每个人都对这家公司饱含深情，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奋斗了 33 年。我认为，英伟达的成长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也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韧性。

Jodi Shelton：显然，你搭建的这套管理架构在行业内已经成了一段传奇，所有人都在谈论你这近 60 位直接下属。要让这样的架构顺畅运转，这些人肯定都得是万里挑一的顶尖人才。

黄仁勋：没错。

Jodi Shelton：他们不光要头脑聪明，毕竟硅谷从来不缺聪明人，更得是适配英伟达的顶尖人才。

黄仁勋：确实如此。

Jodi Shelton：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筛选和培养这些人才的？另外，我记得你有个原则，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宁可让职位空着。我想到了 Colette Kress 的例子，你当时面试了 22 位首席财务官候选人，最终才选定了她。现在她在华尔街已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你当初是怎么选中她的？你选拔这类核心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黄仁勋：在我看来，宁让职位空着，也不能让不合适的人占着位置，所以我从来不会急于招人。就算 CEO 的位置暂时空缺，或者某个副总裁职位没人接任，公司的运转也不会停滞。只要你坚信这一点，坚信 “空位胜于错配”，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真正合适的人。这个合适的人选，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发自内心地欣赏他、认可他。

我记得 Colette Kress 入职第一周的时候，就问过我：“黄仁勋，你希望我在首席财务官这个岗位上干多久？” 我告诉她：“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死亡不将我们分开，你就一直干下去。” 因为任何其他答案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工作没有所谓的 “截止日期”，唯一的终点，就是当她觉得英伟达不再适合自己的时候。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 Colette，也适用于我那 60 位直接下属。我愿意为了等待合适的人，让职位空很久。而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依然会稳步向前。无论这个空缺的职位对应着什么使命、什么工作，大家都会主动顶上。退一步说，就算没人接手，我也会尽全力扛起这份责任，保证公司正常运转。

这就是我的用人哲学，永远不要让不合适的人占据岗位，耐心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样的员工才算优秀员工，什么样的管理者才算卓越管理者。说来奇怪，我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能走到我面前的人，都足够聪明、足够能干。你随便找一个首席财务官，我敢保证他绝对胜任本职工作。其他岗位的候选人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英伟达之所以能创造奇迹，关键不在于单个人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团队成员之间的 “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这源于我们的企业品格。这种品格，才是一家伟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市面上有很多公司都在做芯片，虽然是英伟达发明了 GPU，但从产量来看，我们其实是全球最小的 GPU 制造商。

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很多不知名的厂商，GPU 产量都比我们高。很明显，英伟达的成功，绝不是靠产量取胜。我认为，真正的秘诀在于我们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品格、团队在逆境中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在外人看来，我们似乎总是一帆风顺，但其实研发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过程，差点拖垮了整个公司。但我们硬是咬牙扛了过来。这个项目的复杂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外界对我们的期望也高得离谱。我们最终不仅达标，甚至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而支撑我们做到这一点的，100% 是企业品格。这不是靠智商，也不是靠勤奋就能实现的，毕竟这个世界上，聪明又努力的人太多了。

这种企业品格，是没法通过面试来筛选的。但我始终相信一件事：几乎任何人进入英伟达之后，都会被这种品格所感染、所塑造。这就是我们公司最神奇的地方：我们能够承受挫折，能够直面各种艰巨的挑战，并且一次次从困境中突围。很少有公司的团队能做到这一点。通常来说，当公司遭遇重大挑战后，总会有人因为心存不满离开，或者因为被当成 “背锅侠” 而被解雇。在团队合作中，出了问题总要有人承担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一场球赛输了，我们必须清楚是谁失误丢了球。

在英伟达，我们打造了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过去这些年，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些失误大家都看在眼里，但从来没有人因为犯错而被解雇。久而久之，英伟达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和特质。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包容、宽恕，以及从错误中学习。对我来说，有两件事至关重要：只要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了共同的目标拼尽了全力，这就足够了。

敢叫板20岁新锐的黄仁勋，也有至暗时刻？

Jodi Shelton：刚才聊到 “痛苦与磨砺” 的理念，你可以再深入谈谈吗？我最近听 Andy Karp 在播客里说，“人生的二十几岁，要么用来享乐，要么用来打拼事业”。你认同这个观点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帕兰提尔或者英伟达的 CEO，但对年轻人来说，想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到底需要付出什么？你想给年轻人传递怎样的职业与成功之道？

黄仁勋：Andy 很睿智，总能说出一些深刻的人生哲理。不过我对这类说法，倒没那么执念。我一直很佩服张忠谋先生，他一直工作到 80 多岁，思维依然敏锐得像一把刀。如果要在维基百科里查 “大器晚成” 这个词，配图说不定就是他。能在人生最具创造力的阶段，持续奋斗 50 年，这难道不是一件幸事吗？我自己也倾向于这种人生轨迹。对我而言，投身于有价值的事业，远比用后 20 年的时间环游世界更有意义，当然，环游世界本身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我现在就已经在满世界奔波了。

不得不承认，二十几岁的我，确实更聪明、专注力更强、思维速度也更快。但那个年纪的人，往往缺少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阅历沉淀出的智慧、处理复杂问题的分寸感、制定长远战略的眼光，以及长线思维的能力。这些能力，光靠读书是学不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刷短视频，通过共情去感受别人的经历，算是一种间接的经验积累，这种模仿式学习确实有价值。但还有一样东西，是无法通过旁观习得的，那就是坚韧的意志，是直面痛苦与挫折时，懂得如何应对的底气；是熬过精神内耗、挺过煎熬时刻、战胜内心恐惧的勇气。

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恐惧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决策，关乎数万人的生计。当公司发展不顺时，一个感受不到恐惧、焦虑和脆弱的领导者，反而是不合格的。如果对结果毫不在意，那未免也太冷漠了。而这些真切的感受和应对的能力，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掌握。所以我觉得，两种人生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年轻时打拼，确实精力充沛，可以熬夜加班，可以付出十倍的努力，更容易早早取得成功。但我现在身上拥有的东西，是三十岁时的我完全不具备的。

如今的我，思维速度虽然慢了，但依靠智慧和经验积累的思维模型，能更快地找到正确答案。就算和二十岁的年轻人同台竞争，我也有信心不输给他。他们未必能胜过现在的我。

Jodi Shelton：那我们来聊点更私人的话题吧。能不能说说你的童年？哪些高光或至暗的经历，对你如今的性格特质产生了直接影响？

黄仁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天赋异禀的人，智商也算不上出众。小时候入学需要参加考试，我当时的成绩确实很不错，那会儿的考试还是全国性的。我记得母亲总是逢人就说，我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不管这话是不是真的，她反复的肯定，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压力，我必须变得足够聪明。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无论是为人父母还是做管理，给身边的人或者整个公司设定一个超出常理的高目标，往往能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迎难而上。当然，也有人会被这样的目标吓退，但对我而言，这种激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童年片段。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母亲的。当年我们学习英语的时候，她其实根本不懂英文，而且我觉得她可能连高中都没毕业。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她每天教我们学英语。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人，怎么教孩子学英语？她的方法很简单：买一本韦伯斯特词典，照着单词的拼写规律，写下英文单词，再标注上中文释义，把纸对折做成单词卡，然后逼着我们背下来。我们的发音准不准确，她其实也无从判断。但这件事，让我学到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坚定的意志，就算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该停下脚步。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小时候的这段记忆，我一直记到现在。

还有一段经历，是我们搬到肯塔基州之后。我当时是学校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就读的奥尼塔浸会学院坐落在山顶。每天上学，我都得走下山坡，穿过一条河，再走过一片广阔的田野，才能到达那所小小的学校。那是 1973 年，我是整个镇上第一个出现的中国孩子。镇上的那些孩子都很野，每次我过吊桥的时候，他们都会找我的麻烦。那座吊桥的桥面是木板铺的，有些木板已经缺失了，桥下的河水很深。而那些孩子，就守在桥的另一头等我。那时候我才 9 岁。

Jodi Shelton：天哪，才 9 岁。眼前是一条河，一座破吊桥，桥对面还有等着找麻烦的孩子，这简直太糟糕了。

黄仁勋：是啊，但我每天都得走这条路去上学。这大概就是童年时期的 “痛苦与磨砺” 吧。每天早上都是这样。下午放学回家后，我还有任务：打扫卫生间。那时候家里的每个孩子都有分工，我哥哥当时 11 岁，他的活儿是去烟草农场干活，而我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间，每天都要做。

Jodi Shelton：你觉得当年那些找你麻烦的孩子，知道你现在的成就吗？

黄仁勋：奥尼塔浸会学院的校长最近还发邮件给我呢。他们每年都会给我寄圣诞礼物，知道我喜欢吃肯塔基风味的香肠肉汁配饼干。

Jodi Shelton：这个爱好是在肯塔基养成的吧？

黄仁勋：没错。我记得我 45 岁生日的时候，家人带我回了一趟母校。当年食堂里做饭的阿姨们居然还健在，特意回来给我做了一顿饭。

Jodi Shelton：天哪，这也太暖心了。

黄仁勋：真的特别感动。她们给我做了正宗的肯塔基香肠肉汁配饼干，味道还是小时候的样子。

Jodi Shelton：你的父母见证了你的成功吗？

黄仁勋：当然，他们现在身体还很好，特别为我骄傲。他们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我父亲会读所有和我相关的报道。要是看到有人说我的坏话，他还会生气。我总劝他别什么都看，不然天天都得生气，别理会那些负面新闻。

Jodi Shelton：挺有意思的。现在功成名就了，你会怀念那些还没这么受关注的日子吗？会想念那些平凡的小事吗？比如你很爱车，现在却没什么机会开车了吧？我记得你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柯尼赛格跑车的人。

黄仁勋：克里斯蒂安・冯・柯尼赛格真是个天才设计师，那辆车太棒了。启动的时候，引擎声和蝙蝠侠的座驾一模一样。而且启动它得按七个步骤，因为动力实在太强劲了，不能随便让别人碰。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那辆车了，也确实很少开车了。

Jodi Shelton：会想念开车的感觉吗？

黄仁勋：有一点吧。我现在还是会关注新车，比如新款的法拉利，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惊艳，这些车真的是工程学的杰作。

Jodi Shelton：确实很厉害。我去过法拉利的工厂，亲眼看到一辆车从工业器械一步步变成顶级消费品，现在甚至成了艺术品，这个过程太震撼了。

黄仁勋眼中五年后的世界

Jodi Shelton：如果五年后我们再坐在这里，你觉得到那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哪些变化会让我们最惊讶？

黄仁勋：如果我们回归底层逻辑，再结合现实的实用性和技术落地的规律来判断，有几件事是可以预见的。首先，英伟达和整个行业在 AI 领域的投入，必将彻底改变计算机的运作模式 ，未来的计算机，将从 “由人类编程” 进化为 “在人类引导下自主学习编程”。过去我们是手把手教计算机学日语，未来我们只需要告诉它 “去学日语” 就够了。未来的计算机，将能够处理比现在大十亿倍的问题规模。这个变化的影响之大，我们现在甚至无法完全想象，因为提出解决方案是一回事，而能否构想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很多问题之所以无法被解决，往往是因为我们连如何定义和描述它们都做不到。

未来，无论是数字生物学、物理科学、量子物理还是材料科学的复杂难题，都会变得容易攻克。就算是交通拥堵这种日常问题，也能得到极大改善。就拿智能电网来说，现在的电网存在大量能源浪费，AI 会精准计算出所需的能源量，实现按需分配，从根本上避免过度供应造成的损耗。AI 解决这些日常难题的能力，会让人惊叹不已。到那时，每一个科学领域都会被重塑，当下所有的难题都会被技术赋能、迎刃而解。工具的速度提升了，难题自然就显得 “渺小” 了。举个例子，如果飞机的速度能达到 10 马赫，整个世界就会变得 “小” 很多， 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其实已经让世界变小了。

英伟达制造的计算机也是如此，极致的运算速度让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容易被解决。就像 OpenAI 的研究人员曾经说的：“为什么不把整个互联网的数据都喂给计算机呢？” 因为在算力爆发之后，全球互联网的数据量，突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我们看互联网数据，也会觉得体量很小，原因就在这里。这种心态，未来会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过去人们会说 “这是个无解的难题”，未来大家只会觉得 “这事儿很简单”。五年后，每一位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创新者，都会抱着这样的心态。曾经的难题变得简单，我们就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必然结果。

第二个结果，就是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实现质的飞跃。今天的难题变成明天的小事，供应链管理会变得无比顺畅，浪费现象基本消失；计算机的设计流程也会简化，我们可以尝试更多的方案。这并不是说我们会每年推出更多的产品，我们还是保持一年一款的节奏，但每一款产品都会经过更多次的迭代优化，最终呈现的成品会比现在好得多。这样一来，公司的效率会更高，利润会更丰厚，所有企业都会变得更赚钱，整个社会的财富也会随之增长。但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点：当所有我们能想到的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时，我们就会去探索更多新的问题。

所以，未来的趋势不会是就业岗位减少，反而是大家会变得比现在更忙碌。因为以前那些被认为 “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现在都摆上了台面；那些因为成本太高而无法开展的实验，现在都可以去尝试，AI 还会帮我们推进这些实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所有搁置的难题，都会找到解决的路径。我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现在我工作时，身边围绕着 60 位顶尖人才，而他们每个人又带着数千名精英。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里，能力都远超于我，对我来说，他们就像是 “领域内的人工超级智能”。但和他们合作，我完全没有障碍。现在我使用的 OpenAI、Gemini、Grok、Perplexity、Anthropic 这些 AI 工具，在很多方面也已经比我聪明了，但我每天都在和它们高效协作。

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以前我给团队布置一个问题，需要等两三天才能得到反馈和答案，这段时间里我可以思考下一步的计划 ，因为我的决策需要基于这些中间结果。但如果这些答案能在一秒钟内就反馈给我，会发生什么？我的工作节奏会变得无比紧凑，因为我会成为所有事情的关键节点。刚得到一个答案，立刻就要推导下一步，马上启动新的实验。你不觉得吗？现在信息技术的提速，已经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信息、知识和答案的获取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作为决策节点，自然会比以往更忙。我觉得未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最后一点，对于那些没能赶上之前科技浪潮的人来说，AI 会填平技术鸿沟。我特别喜欢 “氛围编程” 这个概念，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软件程序员，借助 AI 写出的代码，甚至比很多专业程序员的作品还要好。我很欣赏 Cursor 这家公司的成果，前几天还见到了 Lovable 的 CEO，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他们的公司在瑞典。AI 会帮助那些在自己的领域很有天赋，但不懂如何用技术放大自身能力的人实现能力的跃迁。Lovable 的 CEO 就跟我说过，很多人用他们开发的软件创办了小公司，现在每年能赚 2300 万美元。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些人终于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再被技术门槛挡住去路，这一切都是 AI 的功劳。

五年后的世界，大家会拥有更有价值的工作，经济效率会大幅提升，GDP 有望实现增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通货膨胀也会回落。更多的科学领域会被开拓，更多的难题会被解决。当然，也有一些悲观的论调，认为 AI 会让一半的人失去工作。但我觉得，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100% 的工作岗位都会发生变化，但不会有 50% 的岗位消失。而且，那些现在没有工作的人，很可能会因为 AI 获得谋生的手段。

当然，我们的技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技术层面的革新，反而不是最有意思的。五年后，计算机还是计算机，只是应用变得更智能了，本质上还是软件。我们依然会做电商，只是可能不用自己逛网站了，会有智能代理帮我们购物，但商品还是来自亚马逊这些平台。很多事情，其实都会保持原样。最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或者说期待：希望我们在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研究能结出硕果，希望未来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 R2-D2 和 C-3PO，它们可爱又贴心。就像在 GTC 大会上，我每次都会邀请迪士尼的机器人上台，那些机器人真的太萌了。

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呢？我还希望迪士尼能把这些机器人做成周边商品，它们真的值得。我的宠物猫莫莫和库玛，也需要这样的 “宠物玩伴” 不是吗？我真心希望这个愿望能实现。现在有很多孤独的人，已经有不少人联系过我，希望能拥有可以在家陪伴自己的机器人，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机器人能给他们带来陪伴和帮助，而且它们本身又那么可爱，这绝对是我们技术发展带来的意外之喜。

Jodi Shelton：如果以后有机器人帮我们做饭、打扫卫生，你还会像现在这样，饶有兴致地看着别人做饭吗？

黄仁勋：当然会。原因很简单，我现在完全有能力不用自己做饭，但我还是会选择下厨。我们完全可以雇很多佣人，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我和洛里一直都是两个人自己过日子。昨晚她做了墨西哥辣椒肉酱，味道棒极了，全程都是她一个人忙活的。以后我们大概率还会保持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孩子们回家来，我们一起下厨做饭，喝喝小酒，这就是最完美的时光。

Jodi Shelton：一家人在厨房里忙活，这种亲密感真的太美好了。

黄仁勋：是啊，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我们打拼奋斗，不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吗？

“不爱演讲的黄仁勋”：CEO是公司里最脆弱的一群人

Jodi Shelton：当一切尘埃落定，你希望后人如何记住你？

黄仁勋：首先，能被人记住，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我很庆幸，凭借英伟达的成就，凭借我们打造的事业，凭借我们在全球最重要的科技产业：人类最核心的工具 “计算机” 领域留下的印记，英伟达很可能会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之后，依然对这个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很庆幸自己能和克里斯、柯蒂斯一起创立这家公司，很庆幸自己能一路学习成长，没有成为拖垮公司的那个短板，反而常常是推动公司走下去的一份力量。我们打造的这家企业，对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个行业或某个群体。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我很庆幸自己作为创始人，能亲身参与并见证这一切，见证英伟达成长为如今的模样，见证它对全球各行各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公司里有很多已经工作了 33 年的老员工，他们的人生因为英伟达变得更加丰盈；现在甚至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员工加入我们。我们在全球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我很荣幸能和这些员工并肩作战，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绝望与喜悦、希望与悲伤。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我为我们在中国的团队感到骄傲，为我们在印度的员工们由衷赞叹，也为欧洲、加拿大的团队感到欣慰。我们在加拿大的团队正在不断壮大。

我还希望有朝一日，英伟达能把业务拓展到南半球，让更多地区的人们，也能享受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技术成果。昨天我还和人聊起我们在非洲开展的工作，聊到我们应该在拉美和东南亚投入更多精力。我真的为我们公司带来的这些影响感到自豪。所以，人们会怎么记住我？或许，他们会记得我是英伟达的创始人之一，是这家公司的缔造者之一。或许，还会记得我是个好人。

Jodi Shelton：这是毋庸置疑的。

黄仁勋：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我是个风趣幽默的人，不喜欢端着架子。其实在很多方面，我都算是一个 “不情愿的 CEO”。比起待在公司外面抛头露面，我更喜欢扎根在公司内部；比起发表演讲，我更喜欢安静做事；我甚至一点都不喜欢做主题演讲，但为了公司，我必须去做这些事。我确实是个不太情愿的 CEO，但我绝对是个满腔热忱的英伟达建设者。只要是为了公司发展必须做的事，我都会全力以赴。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人们最终会如何记住我。

Jodi Shelton：我觉得，看到好人获得成功，总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这么多年来，看着你一路打拼，经历起起落落，最终收获成功，我真的由衷地为你高兴。你这一路走来，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

黄仁勋：是啊，真的见过了太多人。我想提醒所有的 CEO，没有人能单枪匹马地成功。

Jodi Shelton：确实如此。

黄仁勋：我们虽然是 CEO，但这个位置总需要有人来坐。如果不是早年大家对我的提携与帮助，比如你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英伟达还有张忠谋奖带来的认可，这些都对我意义重大。张忠谋奖大概是我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真正有分量的奖项，直到今天，它对我来说依然意义非凡。这个奖项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且他还亲自参与了评选，这份认可真的让我铭记于心。还有那些和我们合作的企业，他们的慷慨相助，我也一直记在心里。

其实 CEO 这个角色，很多时候都需要寻求帮助。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是这样开启一段对话的：“我需要你的帮助。” 很多时候，我是真的需要帮助，而且对方往往是唯一能帮到我的人。一路走来，很多人都慷慨地伸出援手，分享他们的知识，教我做事的方法，帮我解决棘手的难题。这或许才是 CEO 这个角色带给我的真正启示，这个职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

Jodi Shelton：而且还是一个很孤独的职位，对吧？

黄仁勋：确实可能会感到孤独。但我想说，这种孤独更多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当你试图解决一些棘手的难题时，往往需要长时间独自思考，自己跟自己对话。公司发展的每一次转型、每一次跨越，每一次我推动公司自我革新的时刻，我都不知道自己独自思考了多少个小时。在那些时刻，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孤独。但我们也要明白，其实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能成功。就像你之前说的，你很乐意看到我成功，我知道你是真心希望我好，而我也同样希望你能越来越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并不孤单。

所以说，CEO 这个职业，是一份充满脆弱感的工作。你无法单打独斗完成任何事，很多时候都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与善意。或许在外界看来，我们是强大的领导者，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公司里最脆弱的一群人。我经常说，我是公司里唯一一个离开别人的帮助就寸步难行的人。我想，大多数 CEO 应该都是如此。这或许就是这份职业带给我们的感悟：CEO 们，远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更加脆弱。不过对我来说，承认这种脆弱，并不是什么难事。

“没有终极目标”，才成就了英伟达？

Jodi Shelton：接下来我们用快问快答收尾。你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是谁？

黄仁勋：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我知道大家心里对 “聪明” 的定义，就是智商高、会解决问题、技术能力强。但在我看来，这种能力早已经成了一种 “通用品”。而且我们很快就能证明，AI 处理这类问题是最轻松的，不是吗？举个例子，以前大家都觉得软件编程是最考验智商的工作，结果呢？AI 最先攻克的领域之一就是编程。所以说，“聪明” 的定义，其实和大多数人想的完全不一样。

在我看来，从长远来讲，真正的 “聪明”，是那种兼具技术洞察力与人文同理心的能力，是能够洞察弦外之音、预判未知风险、看透表象背后本质的能力。那些能 “见人所未见” 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这种人能凭借数据、分析、底层逻辑、人生阅历、智慧经验，再加上对他人的感知，敏锐地捕捉到潜在的风险，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提前规避。我觉得这才是 “聪明”，而且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说不定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里的分数惨不忍睹。

Jodi Shelton：外界对你有什么误解？

黄仁勋：这些问题都好犀利啊。首先，我都不知道外界对我有什么印象。

Jodi Shelton：比如，大家觉得你喜欢抛头露面，觉得你是个很棒的演讲者，所以肯定很享受做演讲的过程。但你之前已经说了，事实并非如此。

黄仁勋：对，完全相反。公开演讲简直让我怕得要死。不是说站在台上的那一刻害怕，而是现在，想到两周后在华盛顿举办的 GTC 大会，我就焦虑得不行。不，应该说，我已经焦虑一个月了。这种事总是让我心神不宁，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想着，压力特别大。公司内部的会议演讲也让我紧张到极致。因为台下坐的都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但这种演讲根本没法准备，我要讲的所有内容，其实都能在网上的某个视频里找到，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看。

我很讨厌把那些内容重复一遍讲给他们听，因为你绝不会回家对着家人做一场 GTC 主题演讲，对吧？我也不想那样做。演讲内容必须是真诚的、独一无二的、对听众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能给他们带来改变。毕竟我还在领导这家公司，我希望通过演讲达成一定的目标。所以我必须拿出全新的内容，但不到演讲结束的那一刻，我永远不知道最终效果会怎么样。大家都觉得财报发布周我会很紧张，但说实话，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真正让我紧张的，是公司的内部会议演讲。所以外界的这个印象，真的大错特错。

Jodi Shelton：你最受不了的事是什么？

黄仁勋：在关键时刻，有人不认真听我说话、不理解我的问题，还胡乱回答。尤其是在我们处理非常棘手、非常困难的问题时，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真相。这个时候我提出问题，如果有人答非所问，我会立刻火冒三丈。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意识不到这场会议的重要性？我们正在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努力，我们需要尽快找到真相、解决问题。我到现在都想不通这一点，这种情况每次都会激怒我。谁要是想惹我生气，这招百试百灵。

Jodi Shelton：这下我们知道怎么让黄仁勋发火了。

Jodi Shelton：最后一个问题，是最近有人问我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如果让你回到 20 岁，你是想回到自己当年的那个年代，还是活在当下的 20 岁？

黄仁勋：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到自己的那个年代。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的 20 岁，比现在年轻人的 20 岁更快乐。我总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段 “懵懂无知” 的时光，不必从第一天起就背负着全世界的重担。我坚信这一点，没人能说服我。有时候，“无知” 也是一种快乐，甚至是一种超能力。如果当初我知道创立英伟达是一件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今天的英伟达根本就不会存在。事实就是，创立英伟达这件事，本来就是天方夜谭。但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没人能说服我放弃。

我觉得，乐观的人都这样，你永远没法说服他们 “这件事做不成”。他们就是这么 “无知”，对现实的艰难视而不见，所以才会充满乐观。这难道是坏事吗？现在的年轻人，过早地接触到了太多信息，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他们并不是天生就这么消极，而是因为看到的东西太多太杂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人需要培养内心的乐观精神，需要在心里留存一份善意，学会只看到世界美好的一面。我们得锻炼这种能力。我们那一代人，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我们 20 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乐观得像超人一样，觉得凡事皆有可能。所以，我肯定会选择回到自己的 20 岁。

Jodi Shelton：真是个完美的收尾。无知是福啊。

黄仁勋：没错，无知是福，无知也是一种超能力。任何一个想要开启新征程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份 “无知”，他们一早就会因为觉得事情太难而放弃了。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当年虽然也算勤奋、也算有一些能力，但那份 “无知” 帮了我大忙。我那时候做任何事都抱着一种心态：“这能有多难？” 结果后来才发现，简直难到超乎想象。你根本没法想象。你看看我今天建立的这一切，如果当初我就知道前路会有这么多艰辛、这么多挫折、这么多失望，把这些困难全都摆在我面前，我绝对不会去做的，绝对不会。所以说，“无知” 真的是一种超能力。

还有一种超能力，就是“没有终极目标”。英伟达就没有什么终极目标。总有人问我：“黄仁勋，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没有计划，“活下去” 就是我们的计划。我们对未来的世界有憧憬，我们会畅想技术会如何改变世界，但我们 100% 的计划，就是让公司一直运营下去。以前也有人问我，现在也经常有人问：“黄仁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就是想一直工作，一直有事可做，能和一群优秀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我的目标。

所以说，从很多方面来讲，“没有终极目标” 这一点，对英伟达的发展真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OdAc_i_tM